提到毁佛的背景，一般都会指出，因为武宗热衷于道教、加之佛教教团的扩张及日益腐败等原因。但实际上，同时期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均遭到了镇压。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会昌毁佛其实还具有另一面，即显示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一种民族意识。

佛教是从文化及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对于武宗强制推行的毁佛运动也可以解释为：强行毁佛意味着武宗亲自强行切断了东亚的这种连带关系，以此向内外宣示唐朝将退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表达了想从长期背负的这一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决心。所以，这一行为乍看起来似乎是源自武宗个人的想法，但实际上与整个东亚的时代浪潮也绝非毫无关系。

因安史之乱而产生巨大变化的唐朝，在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内外的关系及结构。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样轰然倒塌之时，在飞扬四溅的尘埃之中依稀所能见到的，仅仅剩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渤海国和新罗，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竞争的国家都早已荡然无存。其后不久，渤海和新罗也都先后灭亡。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

隋唐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政治体制和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形之下，周边诸国诸地区的生活文化程度则很低下、政治体制也比较落后。这种反差不断的吸引周边，促使周边诸国或模仿唐朝或反过来攻城略地、骚扰唐朝。

谈起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的律令支配体制，无论是在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一中枢形态之中，还是在职掌相互重叠的诸中央机关以及由数人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并非单纯上传下达的横向关系。而在这种横向关系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魏晋以来的贵族制的影响。无论通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还是通过当时人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亦或是从当时社会体制中重视仪礼的情况来看，都可以说隋唐时代无疑是一个弥漫着浓郁的贵族之气息的时期。

从律令官制和贵族制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当时的统治权力松弛的状况。

在进入玄宗时代后期以后“恩宠”这种私人关系何以能够流行，家世门第不清不白的安禄山为何能够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等问题，则可以作出相应的解释。同样唐代女性的活跃恐怕也并非与这种权利或制度的状况无关。

权力的松弛反映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宽松。有这样一个王朝形成的这种气氛，或许正是促使东亚世界得以凝聚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