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精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

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人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由此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人。“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人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

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性和优秀性，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

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人心性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人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精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精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

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情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许多老百姓，连站到起跑线上都不可能。

科举与世族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本来，据传是隋文帝为了打倒贵族制度，才开始了科举制度，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其实程颐和张载等作为郡县制的弱点所举出的世族消失，就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科举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的考试体系，所以让子弟专心复习后，考中的可能性就极高。而如果有人中第，那么给他和与他有关的人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同时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所以只是自己一个家族在资力方面和学习环境方面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为了使他中第，或者使他中第后能维持其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族就有了用场。所以他们对于义庄以及中第者开办的义塾赋予了辈出科举官僚，维持自己宗族势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