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华夏夺取南洋之后，掌握了近半的橡胶话语权，作为世界最大的橡胶出口国，作为这个股灾的受益人，韦珣对于股票反而充满了惧怕。

在原本的时空，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到1910年，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122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40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

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

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

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

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600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

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