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国防部明文公告，将十月1日鼓吹议和的文人和社会名流进行核查，前后逮捕近五千人，均是收受了英法美日四国的金钱从而鼓吹议和。

随后全国各省、郡、市、县的报纸连篇叙述当地被捕人员是如何收了金钱，如何通过鼓吹议和影响国家政略的经过。

十月5日，华夏最高领袖韦珣以华夏皇帝的名义宣布这四千八百五十七人交由华夏各省检擦院审理，等待最后的结果。

原本还觉得议和的言论很有道理的国民被报纸报道其中的利益关系，列强妄图通过公吱干涉华夏内部政治的阴谋，顿时让华夏的民众恍然大悟。

从建国之后韦珣就极为重视对舆论的管控，尤其是在现在仅有报纸和书本传播的时代，针对性的对新闻出版和书籍出版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出版的报纸和书籍的内容。

这是华夏自建国之后继清查明末叛国家族后世、清查满清余孽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清洗。

尤其是这一次这些人仅仅是发表一些议和倾向的言论就被逮捕，即便现在没有开始审理也没有开始定罪，但卷入这场漩涡之中的人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看出来绝对不会法不责众，甚至可能会因为某些人的意志而“小题大做”。

在十月15日，经过十天的的审理，面对诸多证据和证词的情况下，多数人都认罪自己拿了外国人的钱，但拒不承认自己叛国。

没办法，叛国的罪名和对亲属的影响太大了，一旦被打上这个罪名，他们的后代除非韦氏统治的华夏帝国在某一日就此失势，否则永远都没有出头之地。

少部分没有收金钱只是凑个热闹想要博取一些名望的人，也在法庭上认为自己无罪，拒不承认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并且他们的辩护律师以法律条文中的言论自由来为自己辩护。

不过他们的辩护显得很苍白，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徐树铮和杨宇霆一手命令人安排的，即便在逻辑上不通，但在法庭上依旧将这些人定为叛国罪。

这次叛国案如此快速的审理完全是得益于华夏目前各省逐渐完善的司法机构，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好。

首先是震慑了某些团伙和势力，让其明白哪些人才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其次是让华夏的普通民众和部分有意成为英美法日的公吱的家伙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只要敢伸手，只要敢参与，即便没有收钱也会被定罪。

并且在审理定罪之后，作为华夏皇帝的韦珣再次发表公告，声明这一次战争的起因和华夏付出的代价，公开表示这一次战争除非日本退出朝鲜半岛，沙俄退出哈萨克丘陵-咸海以南，否则战争不会停止。

这个条件不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可能接受，尤其是华夏公开要求沙俄退出中亚，显然是要插手中亚的局势。

不仅是沙俄方面不会同时，在听闻华夏残忍对待绿教徒之后，当地的绿教徒也开始从之前事不关己的态度变为支持沙俄。

中亚各族支持沙俄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各个部族的酋长和领袖，纷纷向沙俄政府请战。

因为华夏一旦进入东亚，届时他们就会彻底和优渥的生活远离。即便是普通的绿教徒在知道华夏一直对他们信仰的宗教采取高强度的压迫之后，也认为必须要发动圣战才能阻止华夏对中亚地区的“贪念”。

（胡适是个很复杂的人，书中的罪名不代表作者对此人的立场，仅代表主角因为政治影响和对事件的处理使用的手段，毕竟政治伴随的是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