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用水方便，发展到把三角洲地带的湿地和湖泊的一部分围起来改造成水田，这就是所谓圩田、围田。大量新田被开发，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也得到普及。

由于出现了占城米等水稻的新品种，低地三角洲也开始被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江南中心地区的巨大湖泊太湖的治水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提案者就是范中淹，他主张浚渫河川，保护已有的中小圩田。这种流派被称作治水派。与其相对应的是，主张建造贯穿东南西北的水渠兼运河，国家主导围水造田的流派被称作治田派。北宋后期围绕着黄河治水，随着党争的加剧也争论不休。

越州(绍兴府)曾经有一个鉴湖，本叫镜湖，因避讳太祖祖父赵敬，宋朝初年改称为鉴湖。这么好的湖却因为大规模围水造田，到北宋中期几近消失。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下游利用这个湖水灌溉的耕地全部受害，无水灌溉。地方官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

同是越州，位于鉴湖西侧、面向杭州湾深部的萧山县，借鉴鉴湖的这些教训，摸索利用新水源开发新田。

熙宁政策实行后，根据当地民众提案，计划引钱塘江支流浦阳江水建造人工湖。但是因各方面的利害对立，计划不能实现。

到了徽宗初期，计划重新被提出来，这次萧山县知县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修建成功人工湖，名叫湘湖。这位优秀的知县就是杨时，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徽宗时期新法党政权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强有力地推行了该政权的农地开发政策。

到了南宋时期，背负临时首都的江南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三角洲水域的湖泊一个接一个被改造成耕地。企图利用新田开发获得暴利的“豪民”与希望保护水利公益的“公义之士”之间的冲突不绝于耳。有人认为由此产生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公共空间。

陈旉的《农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的。与其说这本书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不如说作者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地主豪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