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道学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地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

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新创出“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程氏兄弟的“天之理”把自古以来的人性说成功进行了精密细致的理论化，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是指“人性、本性”，解释为“人性就是天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作为“本性”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正因为如此，人性才是善的。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

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他们所依据的是《孟子》一书中的相关说法，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子，却并没有说过这个“理”的问题。

中国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程颢与神宗同年，或者说比王安石早一年，于元丰八年(1085)死后，程颢弟弟程颐成为这个新流派的领军人物。把道学学派创设者的荣耀送给程颐，想必没有什么异议。吸收了已经去世的亲戚张载和忘年交邵雍的门人们后，程颐一派在学界和官界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经过与新学以及蜀学的不仅理论上的争争斗斗，还有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到了南宋时期，道学开始在在野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杨时搞的追究靖康之变责任所代表的批评判新法党的政治战术奏功，还因为道学的学说内容本身吸引了他们这些地方士大夫。为了强调与新学的区别，道学找出的儒教经学上的学说，是《礼记·大学》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