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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理论、四种学说，究竟以何为主，以何为辅，又如何择其精华，去其糟粕，考验的是赵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修养和水平。

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他的内政能力就会有新的提高。

可怜赵广一个二流矿业大学毕业、学文不精、学理不通、以往业余时间靠某点网络小说打发时间的野外工作者，现在却被逼的不得不考虑起思想领域的深奥问题。

一个计短，众人计长。

赵广在苦思冥想了几日后，决定把难题推给新汉的官员们，他只负责在重点环节督促、纠正、检查即可，比如佛寺的修造方面，就要严格加以控制。

如果一律不同意建造，那些疯狂的信徒会在鼓惑下闹事，甚至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甚至有可能在某一天赵广手底下的某位大将，会在家中被信佛的侍妾刺死，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实在让人既爱又恨。

经过好几个月的讨论和总结，四月份的时候，新汉朝堂终于拿出了关于佛教在新汉境内传播的一揽子政策，主要有三点。

第一：设立专门的理佛教义司，把佛寺的修建纳入到官府的治理体系中，修佛寺没问题，但要交寺税，寺税的标准相当于整个佛寺建造费用的一半。

什么？这太高了。

这哪里高了，你们佛徒有钱修寺庙，没钱给国家交税，没有了军中将士的付出和牺牲，你们这些信徒的资财早就被敌国给抄没了，还捐寺建庙，真是不知所谓。

第二：凡是家中有人信佛的，向佛寺捐赠财帛的，必须缴纳捐佛税，比例是捐一税一，也就是说你捐一株铜钱，同时也要缴纳一株铜钱的佛税。

第三，佛教人员登记造册制度，在新汉境内传佛的佛僧，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度牒，这也是新汉为得到公度的僧众颁发的证明文件。有度牒你可以在汉国传佛，当然，必须要先登记、不能私自乱来，没有度牒，那你就是偷渡到汉国的敌国暗间，一律抓捕起来关进牢内。

这三个方面，是新汉朝堂仔细研究了佛教的发展、利害关系之后的决策，其中的许多限制性条件，让康朝世等胡僧感到十分的不理解，他们开始鼓惑信徒，对长安及关中各地的官府进行围攻，也正是康朝世他们的这一次冲击官府的行动，让佛教暴露出了其伪善的一面。

赵广对此早有意料，在三道法令颁布之后，他就调集了军队严阵以待，只待康朝世他们自投罗网。

四月末至五月中。

新汉开始了第一次的清佛行动，一大批目的不纯的佛僧或被抓捕、或拒捕被杀，一些疯狂的信徒也被官府给抓了起来，待脑子清醒之后再由其家属赎回。

在清佛的同时，赵广对确实引导百姓向善、为百姓解困的义僧进行表彰，在汉国范围内评选出了“十大”好僧人。

第一名是一个来自蜀郡郫城的一个姓袁的僧人，这人的法名释僧生，年少时即出家，以苦行闻名，常在山中诵读《法华经》，据传说曾经有老虎蹲在他跟前，等到佛经诵读完毕后才离去。

这事怎么听怎么悬乎？

老虎能听懂佛经？别人信不信赵广不知道，反正他是不信的。

不过这释僧生在蜀郡也做了不少的好事，修路筑桥，接济灾民，善事做了不少，老僧的名气也很大，赵广将他召到长安攀谈了一次，发现释僧生的佛义和康朝世他们这些胡僧还不一样，是一种改良后更适合汉人的佛法理论。

说白一点，释僧生的佛义去除了让人痴迷疯狂的一面，更倡导平和自然、顺应时世的理论，这和汉国的国策并无相背之处，有的地方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表彰释僧生，既能控制住佛教的传播，又能稳定汉国的基础，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赵广自然不会阻止。

佛教是如此，道教也差不太多。

对于支持新汉重建、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天师道，赵广也没有亏待，不仅赋税方面比佛教优惠了许多，在道观的修建上也是加入了官府出资的部分，形成官民共同筹资建观的新模式。

官办道观。

这一模式一出现，立即让佛僧们红了眼睛，这待遇不公平呐，凭什么道士就比佛僧要有优惠，凭什么道观就有官府的扶助？

面对这一质问，赵广直接把范元从蜀郡给调了出来，不用多说，有人才不用那是浪费，范元还是不要做什么郡吏了，先当好天师道的祭酒再说。

范元一听佛僧质问为什么道教有差别待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咱天师道是有从龙之功的，当年新汉重生时，青城天师道教徒是汉军中的一支，虽不能说立了多大的功劳，但运输粮秣、辎重这些苦活累活，不都是道徒们干的吗？

相反，你们佛僧又为新汉做了什么贡献？

屁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