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o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他身后依次是其他画家、诗人。或许在那一瞬间，铁石心肠的毕加索才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这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巴黎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故乡。巴黎，不断举行着婚礼，又不断举行着葬礼——就像那些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在不断地飘散，不断地变换。谁能够分得清自己是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客人？即使毕加索称得上是艺术天空一颗难得的恒星，但在他周围，乃至在他之前之后，更多的则是流星式的人物——在重复地表演着一闪而逝的命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谓的卢浮宫（或其他艺术品博物馆），不过是他们的集体墓园。然而，他们的消失丝毫未影响巴黎存在的意义——即使那样，他们永远是巴黎缺席的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