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河山就此投入了惇王的门下，并自然而然，成为惇王豢养的一众武师的头儿。他参与了“聚贤馆”的筹建，“聚贤馆”正式成立之后，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聚贤馆”的主事人。

为了打好惇王的这份工，董河山是很花了些心思的。

首先，董河山并没有向惇王隐瞒“从捻”的经历。他的判断是对的：惇王全然不以为意，反觉得他对主子忠诚可靠，更加地信任他了。

其次，经过这么些年的蹉跌，他深知，若不改改自己的坏脾气，只怕永远也成不了“大器”。嗯，这个，单靠“以力压人”是不够的，还得“以德服人”呀。

这一点，他进京的时候，就已经想定了。

“踢馆”一役，他之所以先对张金榜手下留情，后对查拳门、通臂拳门那两位“点到即止”，没让他俩出什么大丑，缘故就在这里——他叫张金榜出了丑，是因为张是第一个下场和他放对的，这是他进京后扬名立万的第一战，必须给在场人士、特别是“五王爷”足够的震撼，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

董河山当了头儿，对下边儿的武师，刻意摆出一副“虚己以听”的姿态；有时候，惇王给他一个人的赏赐，董河山还会主动分润一点子给其他的武师们。虽然他的火爆脾气，时不时的会露出马脚，但大体上来说，武师们对他还是服气的。至少，分配差使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异议，更不会像他对“大张机”那样子，大吵大闹。

董河山是真心实意地想打好这份工的：“五王爷”可是真正的天潢贵胄！可不是捻子、长毛那班“草头王”能比的！这样好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想起当初“逃捻”，和之后中了圈套险些丧命，他甚至庆幸自己是“因祸得福”了：

如果还留在捻子里面，就算当上了什么“义”、甚至什么“王”，又如何？还不是给那个姓关的剿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袁甲三那边的人，没设那个圈套，自己真投了官军，又会如何呢？董河山后来已经想明白了：自个儿光棍儿一条，人家绝不可能给他什么游击做的，连千总都难，多半是给个把总当当罢了。

从把总开始，打生打死地向上爬，又能爬到哪儿去呢？如果跟着的，是曾国藩、关卓凡、李鸿章这种大佬，还好说——出头的机会还比较多；袁甲三？哼，他自个儿都保不住自个儿！

再说，刀枪无眼，自己功夫再好，不定什么时候，一颗子药飞来，立马就挂掉了！

现在，自己跟着的，可是亲王！就算曾国藩、关卓凡、李鸿章几个，也比不了！

还有，现在办的，也不是那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枪林箭雨里钻来钻去的差使了。

唉，这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去哪儿找啊？

虽然，惇王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明示、暗示过类似的意思，但董河山总在幻想：哪一天“五王爷”坐上了金銮宝殿，我可就是“从龙之士”，可就是“开国元勋”了！

因此，董河山对“聚贤馆”的差使，非常上心，每一次都是精心筹划，小心行事，虽然也失过手，但事先都做了预案，准备充分，从来没出过什么大乱子。

在惇王送了他一所宅子之后——宅子里还安置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董河山干得更加起劲了。

粘贴揭帖这个活儿，董河山原先只当做小事一桩，他不太明白对于这桩差事，立管家何以如此之慎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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