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皇帝始，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在封闭的环境中，小农容易满足现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当地主，对于统治阶层来讲相对好控制；匠工都被世家大族、豪门和官方所控制，没有人身自由；士人本身就是统治阶层，受到政策红利，有仕途的升迁可能，有官方政策优待，没有造反可能；而商人精于计算，善于钻营，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掌握巨资，可谓有钱又有粮。一旦商人欲壑难填，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企图，就有可能顺时而动挑动天下人造反，一旦成功就是公侯万代。因此历来开创大业者，都对有钱有粮的人抱有十分戒心，所以都会默认重农抑商的政策。”秦睿抚摸着小白柔软光滑的皮毛侃侃而谈，一席话令刘健陷入沉思，“刘公可否记得太祖与沈万三之事？”

刘健微微颔首，若有所悟地样子。

“其实，从为政者的角度上看，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服役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皇权的统治，抑制商人并无多大过错。只是这种想法从将本求末，从根子上就错了。”秦睿慨然道，“诚然，抑制商人能将一些造反的可能给消灭，但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都是农民因为天灾、因为徭役，活不下去了才干的，商人投资其中，只不过效仿吕不韦‘奇货可居’而已。为政者如果让百姓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试问谁会起来造反。”

“食裹腹，居有屋，行有道，衣增色，此大治之世才能有的现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刘健无奈的摇摇头，苦笑道。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秦睿最讨厌这种遇到事情上来只谈困难，不谈方法的做事风格。“家师曾与我讲过一则故事，今与刘公分享：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刘公可知为何？”

刘健听了秦睿盗版的《为学》节选，心有所悟，低头细思起来。

“我观刘公气宇非凡，想来也是出将入相之人，不知先生对王荆公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如看待？”秦睿目光闪闪，一脸坏笑，准备向刘健发难。

“呵呵，让秦公子见笑了，老夫非是故意隐匿身份，只是我等君子之交，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所以并未告知。”刘健一双英目透射着闪闪精光，正色道：“王荆公明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初衷，是期望以理财方式来开辟国家财政税收来源实现富民强军，解决当时三冗问题。只是手段过于激烈，造成新旧两党党争，导致功败垂成，间接导致了大宋衰落。”

“呵呵，也算是中肯。”秦睿用手摸了摸小白的头，淡淡地说道：“作为改革派的王荆公不同于守旧派司马君实的节流开支的观点，期望通过把理财和农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开源，再不加收农民赋税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税收。但王荆公错就错在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财。以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为例，在灾年或者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出面向百姓进行借贷，保护和赈济民户不受民间高利贷之苦，将官府变成了一个准高利贷机构，期望通过赚取利息来增加国库收入，解决大宋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问题。但问题是，这个财是敛，而非理；是将民众口袋中的钱收到了官府手中，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而已。再加上各级官府官吏上下其手，强行摊派，看似爱民之举实则是害民之实。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所谓理财，无非是抢夺一部分人钱财给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说，王荆公为了一部分人得罪了另外一部分人，所以王荆公变法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