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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中，最恐怖的莫过于习以为常。

当一件不合理之事，逐渐的变成了潜规则，大家都默认其可行，最终就是千里之堤，上那密密麻麻的蚁穴，最终溃堤之时，大家才惶惶不可终日，殊不知，其祸根早就埋下。

比如到现在朱由检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各种群小和蓄养家人的勋戚、官吏、豪门、庶民之家。

既得利益者其实是一小部分人，即使他们作威作福，其实本身影响力能有几何？

但是一旦他们聚集在身边的群小和家人越来越多，危害就会越来越大，直至最后，就是地方联袂做大，尾大不掉。

在蒙元之时，全国范围内的蓄奴是风潮和合法的行为，这些勋戚、官吏、豪门自然可以明目张胆的蓄奴。

但是在洪武五年五月，政权逐步稳定，纪纲粗立的时候，朱元璋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皇明诏令》，第一款就是对蓄奴问题进行了规定。

明文规定，诏书到日，任何蓄奴之庶民之家，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可收养，但是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列。

也就是在天下初定之时，朱元璋的《皇明诏令》充斥着对自己合作伙伴的妥协性，无法背叛阶级的朱元璋，无论多么文韬武略，都无法违背他阶级的利益。

而洪武十五年四月，再次颁布的《皇明诏令》中，大明对于因为天灾流离失所，不得已卖身为奴的一批人，进行了一波全国范围内的赎买。

由典卖之家出具申明，大明官府出钱，赎买奴仆的卖身契，得以放良。

而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十年前国朝初定的朱元璋了，他大范围赎买奴仆卖身契，是为了打击蓄奴进一步做筹备。

他的合作伙伴多数都被薄凉寡恩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给干掉了。

此时依旧没有背叛阶级，但是把他同阶级消灭差不多的朱元璋，对于蓄奴问题，开始进一步的收束，除了勋戚之家，官吏、庶民、豪门、巨贾，任何蓄奴行为，都是杖一百，即放从良。

将奴隶脱籍政策的不完整性、残缺性、有条件和不彻底性，进一步缩小。

这种大范围的奴隶脱籍的行动，在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五年又进行了两次，将合法蓄奴的范围缩小到了勋戚和朝堂大员之间。

公侯之家蓄奴不得超过二十人，一品大员，十二人。二品大员十人，三品大员不过八人。除此之外，皆不可蓄奴。

孙传庭此时的官职，顺天府丞，是不可蓄奴的。

毕自严这样的户部尚书，仅仅可以蓄奴十人，抬轿夫就占了四个名额。

八抬大轿，就是三品大员才可能养得起的专属礼仪。

各地知府也就是个正四品，是不可以蓄奴的，各布政司的主事都是从三品，只有巡抚是正二品官职。

什么时候这一套蓄奴之事蔚然成风，耿如杞在山西办十大豪商之家，每家蓄奴少说上千人之多？

其实大明的官吏、缙绅、庶民、豪门、商贾获得合法蓄奴的时间，并不长。

在嘉靖年间，刑部尚书雷梦麟就曾经上书，打击福建地区的火者和扬州瘦马，这一点上，修仙皇帝倒是罕见的闻讯奏对，连续三日廷议，最终决定让雷梦麟亲自前往福建督查此事。

火者，福建地方豪强乞觅他人子弟，仿效宫中行事，阉割良家子迫使其为奴为仆。

扬州瘦马，则是四处购买小丫头片子，打小进行培养，他们可不是青楼里的风尘女子，而是专门用来进行权色交易的筹码，每一名瘦马，最低价也超过了一千五百两。

而嘉靖年间，修仙皇帝对于有人敢仿照宫中行事，阉割良家子之事大为震怒，也是杀的血流成河，雷梦麟手起刀落，丝毫不留情面。

大明的官吏、缙绅、庶民、豪门、商贾获得合法蓄奴的权力是在万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个题准从刑部的部算送进了文渊阁，此时的文渊阁自顾不暇，朝中齐楚浙党专政，文渊阁一字未改，送进了司礼监。

而后被朱批的题准，关于《大明律》蓄奴若干问题解释的题准，就这样悄然的出现在了大明的律法中，自此之后，大明除勋戚、一品、二品、三品大员，皆可蓄奴的法理出现了。

这条题准其实很简单，大约就是在诉讼案件中，涉及到财买义男时，若恩养年限不长，未曾婚配，凡是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

表面上看没有丝毫问题的题准，却成为了蓄奴的新标准，这条题准乍看没有问题，但是恩养年限时间不长，未曾婚配以奴婢论，这两个限定条件之下，就有了太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未曾婚配，那就童养媳，恩养年限不长，那就拟一封大小收养的标准。

一旦从律法上开了口子，那操作起来，不要太过于简单，大明蓄奴合法至崇祯元年，不过五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五十年，就酿成了江南奴仆大兴的大幕，而江南奴仆起义军也应运而生。

让耿如杞这样的实权巡抚都忌惮的豪门自此诞生。

即使朱由检再三申明蓄奴的标准，但是依旧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蓄奴合法化，完全不符合大明立法精神的条文，就这样诞生了。

江南奴仆起义军们，他们并不是在反明，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回到过去那个蓄奴不合法的大明罢了。

万历五年的进士徐三重，就曾经在科举之时，列举了十大亡国之兆，震惊朝野，而被张居正点为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