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关为限，《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恰恰把聚居羌人最多的两汉之金城郡，亦即河湟流域的绝大部分排除在外。概言之，河湟流域及其西南，直至赐支河首，甚至更远，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

其中，河湟流域及其周边，是羌人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也恰恰是北宫伯玉祖辈居住的地方。河湟流域加上移居塞内的东羌，东汉”羌乱”最为剧烈的地区基本在后世甘肃、青海两地。

这里正处在甘青高原，青海属大陆性干旱，半干旱高原气候，冬长夏短，日温差较大，河湟谷地自古以来一直是全省最低处和重要的农业区。甘肃地处青藏、内蒙古和黄土三大高原的交汇区，同时属于国季风区，非季风区和高原气候区的交汇地带。

羌人正生活在几种气候与地形的交汇地带，由此可见，羌人所生活的地区地理条件特殊，自然环境复杂。

除东部外，其余方向或高海拔，或低温，或干旱。所以，位于东部低海拔温暖湿润处的河湟谷地对原居地羌人的生存显得至关重要。

而青海境内的耕地多在日月山以东地区，正与两汉时期该地区西羌的生产活动吻合。复杂的气候，地形和土壤条件，使羌人兼有畜牧，农耕和狩猎的经济生活，宜牧则牧，宜农则农，但以畜牧的成分居多。

《说文解字》中释解羌为”西方牧羊人”，可见”羌”字本身就暗含了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意思。

《西羌传》记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大概是准确的。

另外根据史书记载，汉军和羌人的战争中多有俘虏大批牲口。

永初七年(公元 113 年)，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春，马贤率兵斩庐忽而击其种人，”掠马牛羊十万头”。

永和四年(公元 139 年)，马贤率兵掩击那离等，”得马骡羊十余万头”。

汉安三年(公元 144 年)夏，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烧何种，“得牛羊驴十八万头”。

建康元年(公元144 年)春，领护羌校尉卫瑶等追击羌人，”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等等。

可见羌人畜牧业规模很大，畜群种类亦多。

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确定羌人社会分支频繁、琐碎。

这有多方面原因造成，一是由于其”所居无常”的游牧生活，二是前面提到的宜居地的块状分布，三是则是多山地形的天然分隔。

这些都使羌人社会不易形成人口集中的大型群落，长期处于比较原始和落后的氏族部落形态。在两汉时，羌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文化发展水平与认知程度上甚至比同时期的匈奴，鲜卑及南方各蛮族相去甚远。

后汉初，凉州刺史部的大多数降羌还被发左衽，与汉人习俗既异而言语不通，这是内徙羌人无法融人后汉社会的写照，也是其为汉吏民所歧视，终致降而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所谓被发左衽，是指古代中原地区以外少数民族的装束，根本上说也就是夷狄。

哪怕与汉人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是被严重歧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