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铭，你被分到那个单位了？”

“铁道部。”

“也是好单位！”

“陈刚，你被分到那个单位了？”

“我的单位不咋的，农具厂。”

“孙韶，你呢？”

……

“高兴，你分配到那个单位了。”

“我啊，好像是分到机床厂。”

啥机床，张高兴对木雕活儿在行，可对这机床一问三不知。

“那你单位也不错，现在国家大力发展工业，机床是工业基础产业，这行业红火。”

也就那样吧，张高兴对于这份毕业分配并不在意，他去年就拒绝了几个不错的单位，他一心只想下海。

于大多数学生而言，除了张高兴这种被教授特殊关注过的学生，其实大部分人分配工作，就业包分配单位的职责工作只是把萝卜栽进坑里。

因为分配的流程是根据教委联合其他部份，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指定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但这其中几个环节都是粗糙的。

这也是后来慢慢取消单一的分配模式的缘故。

因为其中存在几个方面问题。

统得过死，包得过多，毕业生，学校与用人单位不能事先了解，互相选择造成大学生专业与配备的岗位不适合，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对大学生的包分配也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力，不管是否需要，全部按计划分配，容易造成人才积压浪费，又难以得到急需对口专业人才的指标。

对于学校来说，统一分配毕业生，割断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课程的设置和专业结构可以不考虑社会需求，使得教育效果难以得到实践检验。

对于学生来说，一进校门，就捧上了铁饭碗，立即是国家干部身份，后来使得一些学生毕业就就业，课业好不好无所谓，分配时，也是听天由命的被动地位，无法自主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职业技能，能力，职业兴趣选择工作。

使得八九十年代后面越来越不满足“被安排了”。

因为包分配看上去很稳定，安全，不过随着眼界的开阔，他们意识到完全包吧，是保证你有工作，但不保证有一个称心合适并能发挥长处的工作，基本上一分配不是定终身，但是也是耗费大半生。

于是一些学生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自己联系单位，他们不满足于就业只能通高校，教育部两个大门，这跟旧时的婚姻一样，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

后来包分配制度正式取消，许多的大学生毕业去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但是八十年代初就丢铁饭碗，去闯荡的，估计也就是唯张高兴一个人了。

因为他觉得九十年代再去闯荡，与他而言，太晚了，还熬个十年，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埋葬掉，他才不愿意，他要冲在这个时代汹涌潮头冲浪。

那才不枉一生啊！

宿舍里同窗三年半的舍友门相继拿到了报到证。

大专院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

封面写着对大学生的最高指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里面是报到单位，相关盖章。

报到证最后背面是报到的注意事项。

毕业生凭本证向工作部门报到。

毕业生对本征应注意保存，如有遗失，应即登报声明作废，并报到工作部门和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证明新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张高兴想着是不是直接撕拉了报到证，然后不去报到，想着这样回头用人单位见自己没去，不得弄个底朝天地找自己啊，新闻要是来个大学生张高兴报到中途失踪，那不得把家里人给吓死。

所以，他决定去皖南机床厂走一遭，说自己要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