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诸坊因为地近皇城，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贵坊，早年间便是勋贵名臣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如今城北诸坊住户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划给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数便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也是为了保证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贵坊未必宜居，否则皇家便不会放着好好的西内太极宫不住，又劳工费力的另造大明宫。真正讲到宜居，还是城东万年县乐游原到曲江池这一片区域。此境地势颇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业的上佳选择。

因此许多随驾返回长安的朝臣权贵们，便将视线落在了这一片区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亲自前往游访，挑选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过他们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眼挑花了、钱不够了。城东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价格都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而且交易起来要更加繁琐。

当然，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市场价格从来也不会对他们得到自己心爱之物形成阻碍。权力变现，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甚至都不需要他们掏钱，只要流露出对这宅邸感兴趣，自然会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来，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东诸坊的宅业易手频率，反而较之普通坊区还要更加频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长安城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阳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总掌市易平准事宜，同时兼判社监署事。前者让他有足够的权力干涉城中宅业买卖事宜，后者则让他有足够的耳目监察相关事宜。

武攸宜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异类，神都革命中大难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当今圣人，非但没有遭到闲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样又获得了一个实权要位，大把热情亟待发挥。

最开始，武攸宜在长安城园宅买卖的热潮中还乏甚存在感，可是当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钱五十缗购得永乐坊数亩园宅、因乱市而被判令归还时，等待多日不见执行，武攸宜亲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门拖走。

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就连圣人都亲自过问，群众们也都纷纷观望事态发展。事情最终结果则是姚元崇勒令儿子归还园业，圣人则亲赐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业成家，以示对姚元崇爱护，但却并没有追惩武攸宜。

经此一役，武攸宜“拆门少卿”之名响彻京畿，而城东诸坊围绕园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贿结之风一时间也为之肃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设宅厩署，专门负责管理园宅买卖相关事宜。

当然，武攸宜也绝不是什么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之人。在宅厩署设立之后，便亲自参与拟定《宅厩式》，相关令则二十多条，从头到尾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要钱。

长安这样的大城，本不该因为园宅住所而产生什么纠纷，可是随着籍民激增以及宜居住所的稀缺性，已经到了不设法监管便会乱套的程度。

当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是人之本性，不该加以压制，但若以此投机炒热、牟取巨利，又或官商勾结、权力变现，则就必须要管。

而且，《宅厩式》的颁行，还给目下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直接开源创收，极短时间内，便从京畿过热的宅业买卖市场中抽取税钱巨万，也让这种风气为之一敛，不再像此前那样滥无节制。

对于武攸宜的这一次行为，李潼表示很欣赏，但他也没有想到，很快报应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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