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像李多祚、沙吒忠义等与东北诸胡部关系深厚的胡将们或死或叛，也让朝廷一时间不便瓦解、引用当地胡部势力，这对朝廷本身的定乱大军要求就更高。

有关这次与契丹的作战，李潼的计划是起码投入五十万斛的粮草，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约数，至于更加完整的战备计划，集英馆诸学士还在进行商讨制定。但无论最终计划如何，凭朝廷眼下的钱粮状况，连基础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

打仗就是烧钱，就算做不到一场战争就将东北胡患赶尽杀绝，但起码也要打痛打残，以赢得一个相对长期的和平，以保证对河北加强统治。

后世安史之乱的发生，以及河北悍藩林立，除了制度上的问题，东北的胡患问题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所以这一次的战争，真的不能因为钱粮问题便作束手束脚之想。

眼下吐蕃因为君主与权相的矛盾，朝廷于西线还能将现状稍作维持，一旦吐蕃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大唐也势必要加强军事的投入。届时若顾此失彼，所带来的危害又远非眼下的战争投入可比。

但无论再怎么有雄心计划，基本的钱粮问题不做解决，一切也只能流于纸上谈兵。就连李元素这个宰相，在听到要往河北战场投入十万斛军粮时都难免一脸忧色，可见朝廷想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争，的确是有些力有未逮。

眼下地近洛阳的河南几州，能够在短时间内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不过七万多斛。哪怕是范围扩大到整个河南道，一直到六月，能够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也只有三十多万斛而已。

这三十多万斛粮食，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军用。要知道整个洛阳城也是拥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数量都是惊人的。而且朝廷百官禄料所给、各类役用的谷米消耗，在财政中同样占了极大的比重。

三十万斛粮食看似数量不少，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中甚至都不足以维持都畿的基本消耗。尽管都畿周边仍在进行大规模的编户授田，以用来增加河洛周边的粮食自产能力，但也绝不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见效的。

因此眼下朝廷最需要的，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这是一笔高达百万斛的收入，越早运入都畿，那朝廷眼下窘迫的财政状况就能越早得到缓解。

江南漕米如此事关重大，所以在冀北道大军出兵的同时，朝廷又遣五千精军沿运河南下，就是为的确保这一批漕米的安全万无一失。

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江南安定与否、漕运效率如何等等，有很多因素都是眼下的朝廷尚不能完全控制的问题。

李潼感到遗憾的，还是他此前有关漕运的改革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朝廷只在河南几州设置了仓储系统，且针对仓邸的管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仅仅只是作为入都钱粮临时的转运节点，没有与常平仓系统完全对接起来，这就丧失了仓储改革的最大意义。

如此滞后的物流状况，对于新经动乱、亟待恢复的都畿都严重的拖后腿，对于瞬息万变的河北战场形势当然也是更加的不适用。眼下的朝廷就像是一个空有力气却不能灵活运用的大胖子，一两个局部的小问题就能让人难受不已。

眼下朝廷的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若贸然展开如此重大改革，会让人无所适从，反而会拖慢本就不算高的漕运效率。

所以在一番权衡后，李潼还是将视线落在了民力的挖掘调用上来。河东问题平息后，虽然短时间内也没有给朝廷带来直接的、可观的钱粮收益，但却让一项重要的资源回到朝廷手中来，那就是河东的众多盐池。

眼下的朝廷还没有进行盐铁转卖的改革，河东盐池虽然归属朝廷所有，但却又转租给畦户即就是盐户进行经营，朝廷专收盐租。这样既给朝廷增加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同时也不利于食盐统筹销售，各个地区盐价差异悬殊。

食盐作为必须的生活资料，当中的利润可想而知，以此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必然能收奇效。

河东盐池收回之后，李潼便打算将畦户进行重新分配，每三年进行榷卖招商。这一招商并不以钱帛进行交易，而是按照各地商贾参与官买的粮食数额进行核计，通过商贾将民间的粮食收购到各地的官仓中，从而再给他们发放一个产盐的畦户资格。

同时河东的产盐也不再散货任销，而是划区包销，一个区域内只允许几户分销，从而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盐价，将盐税直接并在盐价中。

至于销盐的资格，则暂定以向都畿输入的粮食数量为标准，以此来刺激商贾们的运销热情。

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虽然是必要的生活物资，但却并不属于长距离运输的大宗商品，再加上朝廷租庸调的税收形式也让民众们没有售卖粮食的强烈需求。

因此大粮商往往就是大地主，以划片销盐刺激他们将家中储粮向外输送，对乡土秩序也是一种管控方式。眼下朝廷还只是求粮救急，等到这一难关应付过去，未来便可以此为基础，逐渐加强乡序管控。

眼下整个洛阳朝廷，都围绕着钱粮筹措的大事来运作着。而在这忙碌的氛围中，河北方面以告初捷，兴兵作乱的相州刺史孙佺败亡于太行山东麓的滏阳。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打败孙佺的并非黑齿常之所率领的冀北道大军，竟然是本该待在河东潞州的王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