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训先入宫请示，之后又奉命出宫游走诸司，准备移除诸司所备记录，将此事进行低调处理。可是当他来到皇城中的门下省的时候，便察觉到门下省已有多名官员正在议论慕容忠其人其事，便知此事已经泄出，再作保密的补救已经来不及。

于是李思训便又返回大内，将此消息进行上奏。

李旦听到李思训的禀奏后，也是默然良久，好一会儿之后才说道：“且付舆情罢。”

他已经放弃了再作努力补救的尝试，思绪却转到了别的方面，突然又开口说道：“两省令史吏员，多循旧用，未有调微。流外拣用虽然不入正选，但两省所事无不机要，不同寻常衙司。明日政事堂会，加设吏部员外郎中，专事督查流外小选！”

李思训听到这话，心知皇帝是在怀疑门下省或许还有雍王势力的残留，所以将明显有利于雍王的事情加以宣扬。

这怀疑也很正常，长寿年间雍王犯事而被夺爵，之后便进入门下省担任给事中。时间虽然持续不长，但上到门下侍郎杨再思，下到门下省诸衙佐，与雍王有旧是实。

此前朝廷清洗雍王势力，凡立朝在位者无不遭到了处理。但两省诸流外衙佐却并没有遭到波及，大部分故员仍然沿用至今。

听到皇帝还要加大清洗的力度，李思训不免暗叹一声，只觉得圣人对雍王的提防甚至都已经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执念。雍王如今分势陕西，虽然值得防备，但若因此忌惮而刻意夸大，似乎又没有这种必要。

就拿今次之事来说，慕容忠表奏本就流转诸司，处处都有泄密可能。而且突然间就掀起这样广泛的讨论，明显不是几个门下省卑职吏员能够搅弄起来，必然是有身在势位之人推波助澜。

李思训对此事开始还思之未深，可是往来大内一番后，便渐渐有所明悟并猜测。或许圣人还以为其所思谋未曾表露，但其一言一行无不是有深情内蕴，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自然引人猜度。

换言之，真要讲到泄密，慕容忠章表所历诸司官长俱有嫌疑，当然也包括李思训自己。

尽管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但见圣人神情阴郁，李思训也不敢将这些联想讲出口，没必要给自己招惹什么猜疑与麻烦。

有关慕容忠其事，第一天还只集中在台司之间朝士们的议论。可是到了第二天，则就直接蔓延到了朝堂中，单单御史台参奏此事者便有数人之多，另有多名司署官长并作参议。

观此声势之大，似乎慕容忠并非什么无人问津的事外闲人，而是真正干犯国法的立朝权奸。不独慕容忠自己大受攻讦，就连此前代表政事堂回复陕西道大行台的宰相薛稷也受到了连累，屡遭弹劾。

人的身份不同、视角不同，思路自然也就不甚相同。李旦并不觉得朝士们有此反应是因为他的一些打算，毕竟他有关北衙军事调整仍在构想之中，哪怕对于心腹臣员都无作透露。

在他看来，朝士们有此反应，多半还是趋于行台势力。这一结论，让他既忧且惧，甚至都不敢于朝堂中再作坚持。

最终早朝上达成决议，慕容忠违背行台征令、未召而入朝，且发陕西道交由大行台论处其罪。宰相薛稷私受请托，罢相出朝为洛州长史。

退朝之后，皇帝自是悻悻不乐。过去这段时间里，他架空权臣、设定大计，甚至就连皇太后都颇受制约，朝廷大事已经渐有乾纲独断的气势，却没想到在慕容忠这一桩小事上直接翻了车，甚至就连在政事堂为其喉舌的薛稷都被挤兑出朝。

所以退朝之后，李旦索性直归内宫，既是因为心情不佳，也是想反思一下为什么朝中会演变成这种局面。

可是他归宫未久，中书舍人韦承庆便连连请见。韦承庆于此事中无作表态、保持缄默，这让李旦颇感欣慰，于是登殿召见，并忍不住询问道：“先时朝堂之内，群臣热议之事，韦卿何以不作言表？”

韦承庆闻言后便回答道：“青海王罪或无罪，有司专人并陕西道大行台据实量裁审断，此事无干朝廷正则，凡所参议朝士，已经有失论事本分。臣职内无谋此事，亦无言以对！”

“韦卿雅正！若朝士俱如此正见，朝情更无杂乱相扰！”

李旦听到这话，心中大生同感，然后才又和颜悦色的问道：“请见言切，将奏何事？”

“所陈仍是职内，故中书令裴炎，垂拱以来凡陨没臣员，无过裴炎。此事无有正论，则诸事不可轻论！明纪正纲，由此而始！裴炎功参伊霍，壮烈犹有过之。审其功实追给，方可大彰国朝养士之厚，以正士节！唯此可称社稷根本，绝非幸臣扰乱宫闱、诈以功称可以并论！”

听到韦承庆这么说，李旦更是眉眼舒展，并忍不住感慨道：“正言根本，非宰相才具，何能立言于此！若生人尚且不得善用，恩威又何能及于亡者啊！”